门诊部组织“服务百姓健康行动”社区义诊活动

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，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，统筹推进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工作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进一步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，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，这一任务对我国未来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
让我们假设这位农夫在他的床垫底下藏着几块钱，有机会购买第四袋谷物。在现实市场中有政府干预导致市场扭曲，还有偶然性存在，比如农产品周期，常规来说农产品种植者会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去调节生产，但是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政府补贴，实际上延长了农产品周期，这时就不能用简单经济学周期预测，当然笔者举的例子相对简单，现实市场中金融博弈更加复杂，再入高利贷问题，我们赞同高利贷是因为他提高了资金供给方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高利贷背后是靠强制力保证还债率，那就加强政府掌控力和暴力催收的产生，所以解决高利贷问题背后是自由银行体系的推行，而现实世界中高利贷不仅是经济学问题，还有社会学问题。

因此，对市场评价的经济解释与实际评价不一致，这时就需要拓展模型，以囊括主观评价的心理驱动因素。在严格的数学分析中，结论直接来自于假设。如果央行增加货币供给，人为降低实际利率，就会扭曲生产的自然结构，导致社会资源的错误配置。拿到夏明老师《行为财务学》已久，思绪万千，迟迟未能下笔，我一直在想金融学是什么，前几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年会，曾写过《论现代金融学理论》和《不对称性—再论金融学理论》，回过头看都没有把它讲的好。按照这个哈耶克三角，生产越迂回，即生产最终消费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越多，越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，因而也会有更大的货币总量。

罗斯巴德又从米塞斯哈耶克基础上做出了创新，加入企业家视角，罗斯巴德解释道在正常的货币环境中，消费-储蓄-投资的比例是由人们的时间偏好决定的，时间偏好决定了市场中的纯利率或者说自然利率。肯德里克在《美国生产率的发展趋势》一书中将其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，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。很多政治游说（lobby）会对金融政策产生影响，其中包括金融技术的采购和应用问题。

类似责任问题还曾发生在非法集资（当时问题还没有搞那么大）究竟由谁管的问题上。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。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，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，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，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，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，事后会造成损失。如果不发，有可能压抑了某种创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。

最开始GSM和CDMA是非此即彼，后来出现了一种手机是双卡双待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试点的可控性、可退出性和沙箱。

比如，云南泛亚的问题、E租宝的问题，加上现在看到的几千家P2P网贷中可能有相当高的比例都不能生存，会遗留巨大的清偿问题。从一开始听说沙箱到现在，它似乎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。最后是市场失败者的退出处置，力求防止道德风险。所以，数字货币如果能找小国做试点，成功并完善后，再在大国推广，是稳妥的。

中国一度在挖矿方面占的比重很大，像ICO和比特币交易量都曾在国际上占很大比重，这肯定会引起监管部门关于金融市场健康性、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及金融稳定方面的一些担忧。自融可能也分为两种类型，一种是最初就是坏心眼，盯着客户口袋的钱想自融的。如果信用评价、信用打分只是对自己公司有利，只要用户买自己的东西就可以多给分，或者安排其他的便利等，用这种方式来吸引用户，会影响公正性以及征信行业的竞争秩序。还有一种是最开始真想干普惠金融，但公司盈利模式不对，干着干着出风险了，亏损了有窟窿了，于是就开始挪用客户的钱而陷入自融了。

因为信贷的信息量很大，其专业性工作需要深度，往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。像云南泛亚和E租宝就可能干了很多自融的事，E租宝不仅自融甚至还转移到缅甸。

如果说算存款，就需要承担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要求。当时的感觉是试用范围难以控制，尤其中国有14亿人口，很难控制，所以瑞士人也认为，最好找一个小国来实验，因为小国实验的评判和纠正比较容易，虽然不能要求沙箱全部还原，但是损失会很小。

在这之后还发生了一些比它们更严重的案例，有些尚未详尽公开报道，仍在处理过程中。关于数据收集与应用的公正性问题。这些都涉及数据收集、应用及市场竞争的正当性。当年我还在证监会任职的时候，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假身份证。如果有一个中心，还可以有所判断，比如，若法官裁决信息出错，是可以修改的。也有可能未来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过程，这个动态过程不存在最后的优胜者，而是因为进步速度很快，使得一种技术在某一个阶段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，但还会有另一项新技术出来，一浪接着一浪地往前推进。

手机也是这样，二代手机到三代手机，有GSM系统、CDMA系统（码分多址），多址技术又分CDMA、TDMA和FDMA。这些方式在实业领域中其实并不奇怪，也已经反复发生了，但在金融领域涉及的金额则会非常大。

另外一个入口是普惠金融，或者说的是为了普惠金融。所以，假如要提供大数据服务或者是公共征信，可以去探讨使用非结构化数据，但是应该将使用的模型或算法透明化，受公众的监督和评判，背后也还会有监管部门的监督评判，来评判这种运用是否合适。

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，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。今天主要聚焦金融科技对公共政策的挑战，科技发展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。

当时地面通信尚没有好的技术，地面通信的传输力、可靠性和成本当时都不行，所以就搞了卫星通信，而且要从卫星地面站抓起。到现在有些损失处置问题实际上尚未解决好，像泛亚和E租宝。利益输送、利益交换也是市场上见到的一种做法。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，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。

还有一些不想申领牌照，他们想做金融但不想受监管，更不想承担资本充实率、各项风险准备和拨备等高成本。此外，应提倡资本市场机构的社会责任。

比如，小贷公司和P2P网贷平台都是按照普惠金融的目的来建立的，但P2P过去没有资本金要求，监管也没有人实际负责，而小贷公司则明确要求必须主要用资本金来做贷款，杠杆不超过50%，多了不行。但最开始有的BigTech公司也许倾向于为本公司利益服务。

央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助建立竞争性环境，使得最优的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，通过竞争选优来实现应用更好的技术。这样的情况在金融科技应用里面有大量的实例。

在技术发展过程中，搞技术创新的人都会宣传自己的新发明、新创造、新产品，当然宣传的目的是希望别人去买，而金融系统历来都是IT技术的大买家。作者：周小川，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、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进入专题： 金融监管 金融政策 科技 。所以，边界政策和许可政策中间也会出很多具体的问题。当前金融界用得比较多的词是FinTech，最近又出了BigTech。

因为央行的声誉不光体现在科技路线上，更主要的是事关货币政策的声誉。一个重要的例子，就是大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看到的芬太尼问题，其中有些类似毒品交易是利用网上零售，发货方、收货方两边都是单次运作的匿名公司，也就是说注册一家公司就干这一件事，干完就再也没有业务活动了。

一台机器那时候都是上亿元的价格。比如，一些大数据公司的人查看了某用户的社交网络，发现他的朋友圈内都是有钱人，挂名都是总经理、总裁，花钱大方等，就认定此用户的信用好。

当然这两者之间可能界限模糊，不完全是一目了然的。人民银行推动的DC/EP（数字货币/电子支付）的设计思路。